两次死里逃生

    1943年某日,在江苏省淮阴刘老庄,新四军三师七旅19团4连,82名新四军指战员突遭鬼子包围,拼杀一天,全部牺牲,这就是闻名全国的“刘老庄”连。

    而同样是在1943年某日,同样悲壮的是,山东省枣庄的小窑镇,也曾发生一场十分惨烈的战斗,牺牲的新四军人数则更多,但此事至今却不为世人知晓:新四军在攻打枣庄“小窑”鬼子据点时,由于侦察员的失误,事先没有摸清虚实,不知据点里竟有八百多鬼子。而我方攻击部队,仅为一个连,即:新四军二师五旅十四团三营八连。由于敌众我寡,全连154人,几乎全部英勇战死,最后只剩下五个人。活下来的,其中就包括该连连长、老红军曹正鸿。

    同样是曹正鸿,1947年7月,在华东野战军著名的南麻•临朐战役中,身为华野七纵警卫营营长的他,在阵地上举起望远镜观察敌情时,不料由于镜片反光,被敌人发现,立即引来一阵机枪猛射。当时,五颗机枪子弹从他的右腿打进,穿过四颗,还有一颗留在里面没出来,鲜血直流……

    他曾是日俘押送官

    1938年5月16日,新四军四支队在安徽巢县蒋家河口打响了新四军抗日第一枪,在后来的战斗中,陆续活捉了10个鬼子。为了集中审讯和教育,需将他们送到四支队司令部所在地---安徽舒城县的西港冲。当时, 曹正鸿在新四军四支队九团二营担任排长。也许是历史使然,上级当时指令由他负责,带领一队战士,押送这批日俘前往支队司令部。不知怎的,出发的那一天,这些日军俘虏死活不愿上路。没办法,他让战士们找来门板,把他们全都捆在上面,一路轮流抬着走!沿途,抬着10个活鬼子,他们又疲劳又紧张,生怕日俘半路脱逃,付出的辛苦,不堪言述。

    押送日俘的路上,有一段难忘的小插曲:他带领战士们,在押送日俘途中,不巧遇到一支国民党部队。当时,正值国共第二次合作。他们看到新四军负责押送的10个鬼子,纷纷涌上前来看个稀奇,并竖起大拇指连连赞道:“你们新四军真厉害!” 相互聊谈之中,一个显然十分知情的国民党军官指着他的手枪子弹带说:“老兄呀,你的子弹带里,多半插的都是小棍棒吧!” 他难堪地回之一笑。见他默认了,那个国民党军官居然慷慨地掏出了几十发锃亮的手枪子弹,送给了他。

    高敬亭处分他

    翻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二册,上面如实记载道: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, 南方八省坚持游击战的我党各支武装力量中, 在改编为新四军之前, 兵员最多、实力最强的红军部队, 当属安徽大别山地区的红二十八军。 其时,军长就是威震敌胆的高敬亭同志。当年,曹正鸿就是高军长部下,先后分别战斗在红二十八军手枪团、七团一营和九团二营。1934年,时任红二十八军手枪团机枪班长的他,在一次急行军中,不慎丢落机枪上的一个关键零件,再也无法击发。由于条件所限,补充零件根本无望,等于报废一挺机枪。当时,红军甭说机枪寥寥无几,就连像模像样的步枪也为数不多。武器就是生命,机枪更是来之不易!此事一出,真是非同小可,很快就被汇报到高军长那里。军长听说之后,非常恼火,立即将此作为一个典型例子,毫不客气地下令,对他给以记过处分。这个处分,一直跟他“随军”,直到1953年他从总高级步兵学校转业到南京,始终未甩掉。现在,由南京原单位人事部门保存的他的个人档案里(南京市委组织部也有),依然清楚地记录着高军长对他的那次失职处分。高敬亭的治军之严,由此可见一斑。

    罗炳辉吓唬他

    1943年,曹正鸿在新四军二师五旅十四团三营八连任连长,师长为原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,大家都亲切地称他“罗大胖子”。罗师长不仅打仗勇敢,指挥果断,而且还是出了名的神枪手。他曾亲眼看到罗炳辉手起枪响,击落一只飞鸟(当时,是在野地开会,罗炳辉在会上打给大家看,作了一次表演。南京“民航局”原党委书记、老红军张国政,当时也在场,亦可作证)。最令人难忘的,是曹正鸿被他“吓”了一回,吓得不轻!事情是这样的:有一次,他的连队担任前卫连,由他带领,在前面开路。走着走着,罗师长突然跑到他的面前,厉声对他叫道:“曹连长,前面发现敌人!”话毕,一声不响地闪在一旁。罗师长居然跑到了前卫连,首先发现敌人的不是他,却是一师之长,这还了得!听了罗师长的一声吼叫,他的脑袋象炸开似的,未及多想,匆忙命令全连散开,赶紧占领附近制高点。当时,正值盛夏,天气闷热难当,干部和战士在措手不及的“敌情”面前,直奔各自战斗位置,跑得气喘吁吁,大汗淋漓。一阵忙乱后,罗师长却笑眯眯地走上前来对他说:“现在敌情没了,整队集合,继续前进。”原来,罗师长“吓唬”他,是为了考验他的临时应变能力,避免部队在猝不及防时遭受重大损失。接着,罗师长又和颜悦色地同他边走边谈,教他今后在行军途中突遇敌人时如何指挥部队迅速抢占有利地形,力求先发制人。罗师长的这一吓唬,使他受益匪浅。以后带队行军时,他就经常在想:此时若与敌人突然遭遇,我该怎么办?

    徐海东奖励他

    1941年,新四军四支队派出一个警卫连(连长仅有一只眼),单独行动,专门负责保卫当时已身患重病、撤离战场的徐海东同志。当时,曹正鸿在这个警卫连担任警卫排排长。

    这个警卫连,分为三个警卫排,外加一个担架排,一个侦察班。全连配有两个日式投掷弹筒,两门迫击炮,三挺捷克式转盘机枪,每盘五十发子弹。战士尽持清一色“三八大盖”,干部则是一长一短两支枪。此外,还有四匹骡子,一部电台。就当时而言,可谓武器精良,实为一个加强连。安徽省定远县有个藕塘镇,离镇八九里是个百十来户人家的庄子,名叫窝子里,十分偏僻。当时,他们就在附近的一处山坳安营扎寨,盖了八大间茅屋,周围修筑七座暗堡,严加防范,确保徐海东同志安全养病。由于久卧病榻,徐海东的两条腿又瘦又细,无力行走。为此,特意给他打了一张折叠式木床,让他既能躺着休息,又能坐着看书。凡是他爱吃的东西或所需的药品,若当地没有,便派人化装潜入南京购回。为了解决食物匮缺的问题,警卫连还种了两亩西红柿和五十亩水稻。插秧和收割季节,周围的老乡都来帮忙。平时,除了警卫工作以外,经常进行刺杀、劈刀、跳越障碍等军事训练活动,还曾邀罗炳辉的学兵连搞了一次练兵比武,击败了对方,乐得徐海东呵呵大笑。其实,徐海东早就是他的老首长。1933年,徐海东任红二十五军副军长时,他就在红二十五军二团。因此,徐海东对曹正鸿这个曾为老部下的警卫排长,十分亲热,经常和与其拉呱,问这问那。徐海东的妻子名叫周东屏,亦是老红军,白净脸儿,安徽省六安人,和曹正鸿的老家金寨县相邻。八十年代初的一个夏天,他儿子曹建新去北京出差,前往北京西四的大院胡同三道栅栏22号看望了她。当时,她一边忙着赶紧切西瓜招待,一边欣喜地对跟随多年的警卫老郝喊着:“你看你看,曹排长让他儿子来看我了!”她还特地写了封信,托咐带给曹正鸿,现在这封信还保存完好。1943年,因工作需要,曹正鸿调往前线。临行前,徐海东拉着他的手,舍不得让他走, 并掏出八块大洋相赠,作为对他警卫工作的奖励。这八块大洋,一直被他珍藏, 直到全国解放。为徐海东担任警卫排长两年多,还引出一段后话:解放战争时期,他在华东野战军七纵。七纵司令员成钧,考虑到他曾是徐海东警卫排长,出于驾轻就熟之故,让他担任了七纵警卫营营长。

    战争年代,与三位红军高级将领相处,三桩轶事,三生难忘!

  (作者曹建新,为曹正鸿之子。现任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,翻译专业硕士生导师。)

(国防部网)